启东造纸厂事件影响启东发展的原因

2012年7月28日上午，江苏省启东市民因抵制一家造纸厂将污水排放至本地，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市民打出反对横幅，市政府附近水泄不通。市长被强迫套上抵制项目的T恤，市委书记因不肯穿宣传衣被扒光衣服。当天中午，市政府正式决定：永久取消该项目。
事件不久前的7月1日，什邡爆发反对钼铜项目的群体性事件，因当地政府强势镇压，导致严重警民冲突，多人受伤。
在“启东事件”中，市政府表现出的理性和克制为公众所肯定。为何“启东事件”能和平解决？“启东经验”能否在今后的同类事件中被复制？
档案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8月30日对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进行分组审议。谢克昌委员认为，我国环保形势依然严峻，从对二甲苯项目事件到四川什邡钼铜项目，再到江苏启东排海工程事件等说明，当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不畅、民众的正确意见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时，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环评”等规定也难以取得实效。
民间理性反对
作为启东“7·28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袁志勇（化名）曾一度草木皆兵。
7月28日当天，两名居委会工作人员紧紧跟着他，从上班到回家形影不离，其他志愿者也被“盯”得牢牢的，这让他精神紧张。
“等这个事情过去了，大家都不记得这个事了，会不会对我们秋后算账啊？”他曾担忧地对记者说。事件逐渐平息后，他又因女儿迟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而焦虑，怀疑是不是政府开始打击报复。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只是派人找到几名主要发起人简单了解情况，“问我为什么反对，为什么要申请游行，没什么特别的”。问话过后，这半年来袁志勇的生活一直风平浪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现在仍然关着的十六人是当时‘打砸抢’的人，大多是外地人，目前已移交法院，规规矩矩参与游行的市民都没有事。”袁志勇对政府的处理方式表示认可。
袁志勇感慨，事件发展到后来已违背了他们这些发起人的初衷。掺杂在游行人群中的少数人冲击市政府、扫荡办公室、扒光领导衣服，都是他们事先没有想到的。“我们一直在强调要理性、理性、理性。”
现在看来，启东市民无疑是成功的。袁志勇认为，成功经验在于志愿者们在反对过程中足够理性，“程序做得到位”。
启东的市民们在网上形成一个三百多人的“志愿者团队”，群达到九个之多，涵盖大学生、渔民、养殖户、政府工作人员、教师、企业员工等群体。“我们一直坚持走合法道路，没有违法行为发生。”袁志勇说。
从2009年开始，一些热心的志愿者开始进行“线下活动”，自发地利用业余时间到沿海渔民家，挨家挨户地讲解污染的危害，散发传单，宣传费用都是网友们你5块我10块地募捐而来。
从2010年开始，稍微懂得法律的志愿者屡次向政府部门申请工程信息公开，虽然每次都是碎片化的一点点信息，但数次下来手中积累的资料越来越多。
他们还根据申请到的信息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被拒绝立案后，再申请信息公开，再立案，再被拒，再申请……如此屡败屡战，两年来仅行政诉讼就已有三次之多。
被部门“踢皮球”是常有的事，但这群志愿者却从未放弃。总是这个人失败了泄气了，另一个人又接过接力棒继续往下走。“我们之间都是在网上交流，现实中谁也不认识谁，但大家都很团结。”
“所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持之以恒。”袁志勇本人参加到志愿者中已三年，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他的家中堆满了有关该项目的资料，甚至自己掏钱购置了一台打印机。
七年内部质疑
经过志愿者的广泛宣传，在当地反对该项目的观念实际上已深入人心。
“我们启东人看上去好像很懒散，实际上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还是很关心。”在7月28日晚记者赶到现场时，甚至很多负责“维稳”的警察在笑着跟围在市政府门口的市民聊天，他们听着市民对项目的怒骂，时不时点头。
启东人成功的经验还有一条——来自官方机构内部的反对。在社会各阶层普遍反对的背景下，“7·28事件”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政府内部的反对声从2005年起就出现，前市委书记谢丕岳几乎每年都在“新春茶话会”上提这个问题，也有重要老干部曾从组织渠道写材料向上反映，但总没什么结果。
人大、政协也没有闲着，2005年1月市“两会”期间，就有39名人大代表提案反对项目上马，政协委员也屡屡发声。为让代表、委员们能够多表达抵制意见，在2010年“两会”前，启东志愿者把已经写好的提案挨家挨户放在代表、委员家门口。但代表、委员们的提案虽引发了社会讨论，却没能撼动决策。
从“排海工程”的发展态势来看，虽然这些建议都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来自官方机构内部的反对声，对促成事件和平解决无疑是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
事件爆发前，在市民的“请愿”要求下，南通市方面曾就“排海工程”举行听证会。听证对象包括离退休老干部、养殖户、渔民、网友、市民五方代表七八十余人——离退休老干部群体一致质疑该工程。
市人大常委会前主任施仲元、前副市长周广森等老干部直接指出了该工程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施仲元认为，日本“王子”项目是日本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一个污染项目，“排海工程是以牺牲启东渔业的代价，换取王子造纸的利益，明明有影响，为什么要说没有影响？”他还表示，“这不仅仅是我本人，说句老实话，在职的四套班子领导，也是这个想法。”
周广森现按照市委的要求从事沿岸港口开发和研究工作，他系统地从专业角度驳斥了“达标水”排放无影响的说法。而曾经担任过水产局长的老干部，也从几十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出发建议重新制定方案。
在“马力全开”的庞大反对群体面前，该项目似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耗子，单凭上级决策，已无法使之生存。
经验能否复制？
公众关心的是，启东成功了，那么它的经验能否为其他地方所复制？答案是不确定的。
有当地人认为，之所以启东政府如此轻易宣布放弃，是因为造纸厂本身在南通而不在启东，只是把污染转移给启东，却不为启东创造税收，“无利可图”的上级指令本身就是脆弱的。但在其他地方，“项目”总是与“税收”挂钩，让当地放弃的难度更大。
并且，沿海城市启东，是有名的“建筑之乡”，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向湖北、山西、上海等地大量输出建筑施工团队，其后，启东建筑队伍遍布全国。1984年，时任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向全省建筑行业发出“市学南通，县学泰（兴）启（东）”的号召。
因此，启东人是“率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他们大部分人解决了“生存需求”，正在寻求“安全需求”，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更高。7月28日当晚，一名当地人对记者说，当地市民因家境普遍富裕，对官员和政府没有内陆贫困地区的“仰视”之心，甚至有看不起“不赚钱的公务员”的心态，对于政府的决策，敢于直接“反对”。
纵观全国范围，自2007年厦门人反“PX”项目始，五年内十起类似事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厦门、广州、上海、大连这样的沿海城市，其共同特点是，当地人收入水平较高。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如云南陆良县的化工厂铬渣污染事故等，则难以形成当地社会成员合力，为生计所迫有些受害者只能选择到化工厂打工，更谈不上反对。
“启东经验”重要的一条，是长期内外合力，反对观念深入人心。但在其他地方的污染项目中，很难有如此长的时间足以让反对者充分准备，往往是反对声还没充分表达，项目就已经在开工建设，无法起到启东这样“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后来反思，时间节点也是很重要的，在我们之前什邡刚刚发生恶性事件，当地政府饱受批评，公众对环保的重视热度未过；其次又在十八大之前。”袁志勇说，“如果不是有这个好时机，结果怎样也很难说。”

中国造纸厂都分布在哪些地区？对当地居民又有哪些影响？

按照区域来分的话，华东地区和华南地区是占比最大的两大区域。
华东地区聚集了半数以上的造纸企业。而楼主所在的江苏省，也算得上是整个华东地区的造纸大省。不只是本土的造纸企业众多，不少世界造纸企业巨头都会在江苏投资设厂，比如在常熟设厂的芬欧汇川，在南通设厂的王子制纸等。
华南地区的造纸企业则主要集中在广东的中山、佛山、东莞等地。安兴纸业、维达纸业、广纸集团、玖龙纸业和理文纸业等大厂都在广东发展。
一般来说，造纸厂都会在沿江沿河分布。一方面，生产过程中耗水量大，最好靠近水源设厂；另一方面，纸浆等原材料的运输、纸产品在国内和国际的贸易流通都离不开便利的港口。地理位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此外，还考虑到环境容量的问题，沿江沿河地区的环境要素更为丰富，对环境污染的包容性也更大一些，造纸厂所造成的污染也相对较为可控。
说到造纸企业分布集中的地区，一般人容易想到耗水量大且污染水源，比如广东的“西辽河”污染事件。2016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开始正式实施，率先在火电、造纸两个行业推动排污许可改革，无疑给不少造纸企业带来压力，环保和物流等多重压力，也是春节以来纸张价格持续上涨的原因。
不过，也并非所有的造纸企业都高水耗、高污染，业内也有不少注重自身的环保责任的企业。不少通过了FSC认证的造纸企业，例如芬欧汇川、亚太森博和安兴纸业等，都比较舍得在污水处理系统上投资，坚持节能减排。以芬欧汇川为例，处理过的污水比国家标准还要干净很多倍。如果能有更多的造纸企业关注环境绩效，造纸大省的居民也就不至于担心水污染问题了。